2017年，中国经济运行步入了新阶段，从宏观到微观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1、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客观环境与增长极限约束越来越强烈，增速缓慢下行只是GDP总量同比变化的一种指数特征。

2、2016年提前4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至此，全社会工作重点将从经济总量追求上逐步转向存量经济内容质量提升上。

3、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加大，意味着汇率运行由被动走向了主动。更多社会资金将会被留在国内，对国内股权市场发展、双创战略推进具有重大作用，而且为资本市场与资产价格稳定提供保障。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中国社会秩序与经济系统进行的一个深入调整，与消费升级密切相关的产业领域将是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人员流等生产要素自发流向的区域。

5、优质企业股权具有极高的敏感性，处于股权资产变现链条上游。IPO发行提速，不仅让VC/PE退出大为改善，而且进一步提升了优质企业股权价值。

6、放眼未来：2017年是全社会奔向2020目标之年的新起点。国家大目标，公司与个人小目标。上下同欲者胜，我们不妨踏上时代变化的列车，顺势前行！

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性增强，2017年步入新阶段

关于中国经济增速、总量增长目标，我们应该站在指数维度与国家大战略视角来看待其变化。把经济总量进行横向比较，在环境、技术、人口、资源、生态等客观约束下，经济增速下行只是GDP总量同比变化的指数特征。

1.1三步走战略→指数增长目标→环境客观约束→经济增速下行

改革开放后，为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制定“三步走”战略与经济指数增长目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这是改革开放规划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蓝图。不管我们普通民众怎么看待，国家的大目标正在往这个方向前行之时，个人投资的小目标就是跟对方向。

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了用于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小康”概念。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1987年，他又设想提出了著名“三步走”战略，即：

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

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三步走”发展战略成为整个中国社会奋斗的目标。接下来，以年为单位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每五年为一个阶段，这是近38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总量奔跑的节奏。指数增长目标确定后，政府的一切对内对外政策制定都围绕这个目标展开。在2000年，“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已胜利地实现，社会进入小康社会。

接下来，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程度就成为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第三步。

1997年7月召开的十五大上，又将第三步目标分成2010年、2020年、2050年三个阶段来逐步实现。在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中，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是一个关键目标。

纵观，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成为“三步走”战略实施的核心。得益于中国人民勤劳的品德、国家深厚的文化、全社会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诱人的外资政策、集中强有力的政府等，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而中国制造的商品更是以绝对竞争优势，近乎洪流般流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实现了超乎想象的快速增长。2000年，中国GDP总量为10.03万亿人民币；2006年，GDP总量突破20万亿人民币；在2007年，GDP同比增速竟高达14.2%；2010年，GDP总量突破40万亿人民币；2015年，GDP总量为68.91万亿人民币。

但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势头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整个社会的客观环境约束越来越强烈。尤其是，水、土地与空气遭受到了严重的污染，食品安全成为普遍关切。人口红利也逐步消失，世界工厂的分工角色面临转型升级的技术瓶颈。

在“三步走”战略与经济指数增长目标中，GDP总量同比呈现出的变化本质是一个单调递增的指数函数，这意味着经济总量增长可以是无限的。真实情况却是，整个中国的资源、劳动人口、需求、可支配收入等都是有限的，自然环境对经济与社会更存在承载的极限。因此，GDP总量指数增长目标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即，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后，不仅面临着环境的客观约束，而且也面临着总量极限无法突破的现实。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世界经济疲弱，中国经济增长高达6.7%，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000年的4.22倍。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提前4年实现了十六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

那么，剩下4年的重点工作又是怎么样的呢？

观点：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后38年的高速增长，客观环境与增长极限的约束越来越强烈。未来，增速缓慢下行只是GDP总量同比变化的一种指数特征。全社会的工作重点将从经济总量的追求上逐步转向存量经济内容的质量提升上。作为机构管理者，我们将更多地关注经济微观层面的需求变化，从中挖掘最有市场空间爆发潜力的投资机会。

1.2、自然环境保护→产品成本上升→市场微观结构的变化

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造成了严重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国民衣食住行娱相关的生活方式内容与自然环境之间越来越不良性相融。环境问题带来了严重的生活外在压迫感，比如在冬季，大家集体性的抱怨雾霾，渴望蓝天白云。

水、空气、土地与食物遭到污染后，整个社会又慢慢衍生出了健康问题。医院常年人满为患，所呈现出的就是健康危机。糟糕的环境与潜在的健康问题，都让我们所追求的生活品质大打折扣。而随着国民可自由支配收入提高，及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多，反过来又对生活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各种极端刚需内在驱动下，加强自然生态保护、修复遭到污染的环境、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化解健康危机等等，成为整个社会自上而下的共同诉求。近几年，日益严重的雾霾，提升的不单是环保观念，更大作用是在社会中激发出驱动经济回归良性发展之路的市场需求。

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句喊喊的口号，这背后包含的政策支持、供需内容、创新意识、经济活动改变、产业结构调整、价值观选择与社会文明形态等方面的内容太多太多。

在各种外在约束与内在压力共同驱动下，我们可以清晰看清未来物价与产业变动的趋势。过往，经济高速增长，市场主体、生活方式等不计成本的排放，造成了环境问题、健康问题，甚至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诉求之间的失衡。因此，在经济增速缓慢降低，市场主体又重新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市场中很多产品与服务不仅将出现一个成本上升与价格上涨的过程，而且也将重塑经济系统运行的新秩序与产业结构。

观点：市场微观结构的变化，让经济体中不同产业价值链与行业分工的赚钱效应呈现巨大分化。作为机构投资者，我们将紧紧顺应市场内在趋势的变化，有序布局经济体中最优的产业与最优的价值链区域。

1.3、汇率运行由被动到主动，系统性影响将贯穿全年

近十年来，汇率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生活与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行都与其紧密相关。

站在今天，重新去审视一下过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化。不管是2007年11月起至2014年1月止，人民币兑美元的长期大趋势升值；还是2014年1月起至2016年底止，人民币兑美元的快速大趋势贬值。

我们发现，在这两个不同阶段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总是如此被动。

在第一阶段：驱动人民币兑美元被动升值的内在洪流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基准利率维持零水平的情况下，美联储又通过多轮量化宽松（QE）向市场中投放了巨量美元。在美国内部可配置资产枯竭的情况下，美元流向全球其它国家寻求优质的收益资产就是一个巨大的一致性预期。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缓慢升值只是一种被动防御策略。此时，央行快速增加的外汇储备与通过外汇占款在国内投放的巨额基础货币，直接推升了中国的资产价格，并积累了泡沫。

在第二阶段：冲击人民币兑美元被动贬值的能量是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美联储缩减资产负债表而引发的全球美元回流美国预期。第一阶段的一致性预期助涨了人民币走势，当市场预期改变逐步进入第二阶段时，新的一致性预期便会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形成不可控的助跌效应。

人民币被动升值阶段，巨额流入的热钱催生了中国资产价格泡沫，楼市、股市、艺术品等市场。进入贬值预期阶段，外汇储备规模快速萎缩及人民币兑美元贬值预期失控，则可能刺破资产价格泡沫，引发系统性风险。

在人民币兑美元被动升值与被动贬值阶段，我们发现，中国对外贸易都保持绝对优势，经常项目顺差巨大，唯有资本项目下的跨境资金进出发生了方向性变化。因此，在国内基本面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加强资本项目管制成为保住外汇储备与打破汇率市场单边贬值预期的关键，这也是稳定国内资产价格与市场运行的核心。

2017年伊始，人民币购汇监管新规正式施行。新规明确，境内个人办理购汇时，不得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性返还分红类保险等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违者将列入‘关注名单’。接着在1月3日、4日与5日，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骤然收紧的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续三日出现暴涨走势，双向浮动区间加大。

至此，市场一度失控的人民币兑美元单边贬值预期被彻底打破，但是还不能说已经扭转。

观点：在外汇新政与离岸市场共同作用下，人民币兑美元波动加大，这意味着汇率运行由被动走向了主动。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之间的不对称性发生改变，意味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单边贬值预期被打破。我们认为，2017年，更多的社会资金将会被留在国内，这不仅对国内股权市场发展、双创战略推进具有重大作用，而且为资本市场与资产价格稳定提供保障。

1.4、产能过剩、极端刚需与消费升级，紧跟生产要素自发流动的方向

2012年以来，传统产业因为需求饱和而呈现整体产能过剩状态。价格的持续下跌又衍生出新的问题，很多企业被迫停产，面临被淘汰后无所从的境地。此时，在政策推动下，伴随着传统工业去过剩产能，相关企业自发地展开并购重组与资源整合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另外，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角色逐步转变过程中，国内长期积累的一些问题在短时间内显著暴露出来。从民生角度来看，很多问题都是新的社会极端刚需。比如，水、土地与空气的污染，雾霾成为全民关切。整个社会爆发的健康问题，不仅让医疗资源日益紧张，而且又成为很多家庭新的负担。城市化快速推进，政府配套的公共产品供给又没有跟上。国民可自由支配收入与可自由支配时间日益增多，而与之相关的精神文化产品供给却又严重不足。

因此，在整个社会运行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有传统工业产能过剩，而且更有新萌生出的各种社会极端刚需领域供给严重不足。

在此背景下，2012年，新一届政府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是化解工业过剩产能、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是驱动社会极端刚需领域产品的创造供给，满足新的市场需求。同时，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转变在全球分工中的角色、降低企业杠杆等，又成为新的内容。

观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中国社会秩序与经济系统进行的一次深入调整，既是过剩产品的供给降低与质量提升，也是社会极端刚需产品的供给增加与创造。在这两个不同趋势变化中，我们认为与消费升级密切相关的产业领域，不仅是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人员流等生产要素自发流向的区域，而且也是优质的产业价值链区域。作为机构投资者，我们将紧跟产业变化的方向，积极布局满足消费升级的社会极端刚需领域。

1.5、PPP基建投资+进出口，积极有利的因素更多

2016年前3季度，房地产市场疯涨，4季度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调控又让市场骤然降温。同时，“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调，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市场拐点的临近。

投资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展开与降温，2017年，基建投资将成为投资领域的关键。政府在2016年大规模推进PPP模式，希望通过PPP模式促使民间资本进入公用事业建设领域。数据显示，统计入库的PPP项目规模已突破10万亿元，吸引了超过400家上市公司竞相参与。PPP模式不仅可有效保障国家项目建设、满足财政需求，也给了大量民间资本一个出口。

我们认为2017年将是PPP项目大规模落地的年份，成为基建投资的主要模式，并稳定经济运行。

在驱动经济运行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占比处于上升趋势中，基建投资也比较稳定。形式上，最大不确定性来自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及反全球化倾向对中国出口的潜在冲击。但是，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已经不单单表现为产业分工，更多是信息的互通、文化的交融与彼此认同。我们认为，特朗普政府推进的重振美国制造业，很大程度上会因为强势美元、蓝领工人缺乏、雇佣成本高等原因，而受到美国经济体的自我排斥。

观点：步入2017年，与面对的外围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相比，国内PPP基建投资与进出口，整体积极有利的更多。

1.6、综合分析：中国经济体是承载全球资金的魅力港湾

当下中国经济体量集聚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增长都达不到的，客观约束下，经济增速下行是总量同比变化的一种指数特征。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双创战略深入推进的过程中，经济系统内在运行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突出问题将会被打破。市场中各种供需失衡将慢慢回归有序的轨道。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加强，汇率变化由被动变为主动，更多的资金将留在国内。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量目标提前4年完成后，意味着2017年中国经济运行步入新阶段。伴随经济运行稳定性的增强，专注于经济体自身内容质量提升将成为政府及政策目标最为核心的工作。这也是中国经济运行的大势变化，更是政府的大目标。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将顺势成为吸引和承载中国、乃自全球资金的魅力港湾！而国内各种原有的、新生的人民币资产就是港湾中游曳在小船。未来，随着涌入资金的增多，港湾会慢慢变为浩瀚大海。而曾经很多驾驭小船的投资机构更将成长为中国国家资本战队的一部分。

顺经济大势变化与大目标而为，小目标潜心布局优质企业股权

投资应顺势而为，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但我们唯有站在更高的实体经济视野之上，才能够看清方向，把握资本市场的趋势与动向，从而搭乘上顺势而行的航船。

2.1、双创战略激发经济运行的动能，股权投资时代刚刚开启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双创战略引导的生产要素洪流变化中，一方面以国企为代表的传统产业之间通过并购重组、资源优化整合，将再次成为优质资产；另一方面双创战略驱动下，社会资金、人员、技术等涌入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社会极端刚需领域。

在这个两个趋势变化过程中，新与旧之间不断交织，各种要素不断发生着化学反应，试探激发出中国经济运行的新动能、新方向。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中，2015年以来，中国私募股权市场的快速发展不仅仅解决企业融资与企业资产定价问题，而且开启的是中国股权投资新时代。而政府顺应变化，在政策上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序引导储蓄转化为股本投资，则成为这个时代发展的催化剂。

2015年，受益于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改革，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市场活跃度增加。2016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基金募资活跃度继续上升，新型国家队产业基金与并购基金频繁设立。私募通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私募股权机构新募基金共计2438支，共募集完成13712.05亿元人民币，这有效缓解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

截至2016年底，基金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内股权投资机构超过1万家，管理资本量总计超7万亿元。

按照规模来算，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股权投资市场，但是相比我国的经济体量、经济增速、社会整体购买力与产业大趋势演变来说，当前股权市场规模远远不够。但改革与双创战略开启了中国股权投资时代！未来，股权基金产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进一步提升。

2.2、企业IPO发行提速，优质企业股权价值显著提升

虽然A股市场在2016年经历了各种黑天鹅事件的扰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冲击、房地产市场疯涨的挤压，但是融资功能很快得到恢复。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度全球共有291家中资企业上市，合计总融资3125.01亿人民币。其中，有227家中企在境内市场上市，合计融资1511.10亿人民币。

在此种背景下，VC/PE机构在2016年迎来了一轮收获期。数据显示，2016年VC/PE支持中企境内外上市融资额大幅上升，支持的中企上市数量渗透率高达59.8%。这体现了背后有VC/PE支持的中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具有相对更强的融资能力。

不言而喻，2016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获取了丰厚回报。统计数据显示，174家VC/PE支持的上市企业获得了2.85倍平均账面回报；上市20个交易日后获得了9.56倍平均账面回报，较发行时投资回报水平高出2.36倍。

我们认为，2017年企业IPO发行将进一步提速，全年预计超过400家。优质企业股权具有极高的敏感性，处于股权资产变现链条的上游。IPO发行提速，不仅让VC/PE退出大为改善，而且进一步提升了优质企业股权价值。